每到年末就是众人疯狂的时候，看到最多的是回顾这一年。的确，每一天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因为时间不能重来，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都是一刹那之间的永远。

对于过去的一年，我说：byebye

对于即将来到的新的一年，我说：Hello

Byebye, my happiness and sadness, my success and setback, my fullfilment and emptiness, my comprehension and confusion, my satisfactory and disappointment, and all my past life in 2007.

Hello, my vision, my hope, my perseverance, my dream, my endeavor, my confidence, my unfearness, and all my coming life in 2008.

【版权声明：文章所有的版权，归于作者本人和有关出版社。本翻译仅为个人兴趣，供大家阅读交流，有兴趣的可以阅读原著，如果发现有翻译不准确或者错误，欢迎指正。任何商业媒体，不得转载。个人转载，请与我联系。 ——白痴年代】

概述

　　我猜想大多数西方人都会怀疑从马戛尔尼勋爵的中国之旅到中国最终被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间的二百年对在中国做生意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你也许会说这都是老皇历了。但是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必须理解过去这二百年一点也不老，中国人在此期间所收的屈辱也一点不老。在中国人的灵魂中，深深埋藏着的信念就是在过去二百年中，外国人用武力开道进入中国，是为了掠夺这个国家的财富。他们从幼时起就被教导中国曾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在各方面都是最优秀的，直到外国人在18世纪末来到门口，无情地剥削这个民族，而这个民族对外国人一点伤害也不曾有过。所以即便在今天，仍有很多中国人，一旦谈到外国列强在中国的角色就会立刻变得愤怒。的确，谁也不能对鸦片贸易以及英国人强加给中国人的这种灾难性的流行性毒瘾、抑或日本在30到40年代早期对中国大片国土的占领以及随之而来的数百万人口的屠杀说出半句好话。

　　让我们考察一下在过去二百年间中国和众多希望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之间的交往，这能证明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对外国人依然心存怀疑。它还说明了中国人是如何利用这种怀疑来帮助他们制定谈判策略和战略——无论是在政府还是产业中。中国人让外国人自己斗自己的天才本领在现代商业交易中显而易见，就像中国人在边缘政策和充满创造力的务实性一样，他们几乎成功地把乔治国王的肖像挂在皇帝的屏风之后。随着故事的展开，中国的商业转型越来越依赖于实际上是中美两国间彼此需求的婚姻，而这种婚姻并不稳固。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跌宕起伏，原因包括意识形态的差异，国内政治的倾向，以及一个超级大国和另一个可能成为的超级大国之间自然的碰撞。但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也出奇地依赖美国，把它当作是有影响力的顾问和商业制度的范本。

　　今日中国是一个怪异的混合体。在很多方面它很像美国，有着另全世界商人们垂涎的幅员辽阔的国内市场，充满进取心的民族，敢承担风险的创业家们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来打造世界一流的产品和业务，此外，借助其规模和地位，还能迫使其他人按照他定下的规矩来做生意。但是，和美国以及其它几乎所有已经成功的成为全球经济实体的国家不同，中国有着一个专制甚至经常显得偏执的政治体制，它压倒一切不同意见，控制信息的流动，并且把自己渗透到商业中的方方面面。不断有新的政治口号提出来加以试验，但是这个国家除了要变得更加富有，着实没有任何统领一切的理想。曾让中国走出帝国梦幻的无情的国际贸易和商业动力现在把自己送上了穷途末路。因此，在中国的商业谈判经常承载太多：国家意志，政府规划，以及通常在表面看不出来的一种信念，即：作为一个蛮夷，由于过去对这个国家的侵犯，你欠我的。

　　在中国，经商就是赚钱，这和全世界其它地方是一样的，但是商业还和中国改变和接受西方的做法同时又保持中国人“本色”的努力纠缠在一起。外国人总是不仅想要和中国做生意，还想要改变中国。尼克松在“1967外交事务”一文中说明了这点，他说：“在中国改变之前，世界是不可能安全的。因此，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的运用我们的影响力，来诱导这种改变。”

　　那些在中国做生意的人需要记住，这种斗争构成了商业环境的大背景。

管理蛮夷的人

　　一个回避其它国家的国家不需要外交部长，当马戛尔尼勋爵唐突地出现在中国的时候，中国就没有。马戛尔尼空着手离开了中国，但是他的对华贸易使团促成了众多其他使团的到来。在西方完成工业化革命后，它需要寻找新市场和原材料供应。葡萄牙人、德国人、法国人、日本人、荷兰人以及美国人都和英国人一样迫切想要打开和中国的贸易之门。越来越多外国人的出现需要有人出来对他们进行控制。很多年当中，“管理蛮夷”的任务就落到李鸿章的身上，一名有着商业头脑的儒家复兴人士。在外国人眼里，李鸿章是一个怪人。这个小个子男人留着一小撮胡须，经常裹着一身传统的大褂。李鸿章和外国商人、外交官们酬酢周旋，出席他们的圣诞晚会和其它庆典，但是人们对他的尊敬甚于喜爱。西方外交官的太太们对李鸿章时不时往随身携带的痰盂里面啐痰或往茶碗里擤鼻涕感到深恶痛绝。

　　但是从1860年到世纪之交，李鸿章是中国处理对外事务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承认中国在科学和商业上已经落后于世界，但是他仍相信中国基于道德和“孔圣人”的统治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国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并且将这些元素糅合到中国的文化以及这个国家的儒家统治制度中就能继续生存下去：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中学之“体”。

　　当中国第一次承受军事屈辱的时候，李鸿章还是个小孩。由于急于要收回其商人因购买中国茶叶、丝绸和瓷器而付给中国的大量白银，英国开始从印度运送鸦片到中国。毒品很快就蔓延开来。中国人对“外国烟土”的嗜好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到1830年，鸦片占了英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英国的成功促使其它国家也迅速的跳进鸦片贸易中来，包括美国从土耳其购买鸦片。即便朝廷反复发布法令禁止鸦片走私，而且对违犯者实施绞刑，外国贸易商们发现朝廷大臣们为了得到不菲的贿赂，在协助非法的鸦片贸易上更为积极。

　　1839年，清廷委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林则徐焚烧了大约两万箱鸦片，而且扬言一旦抓到鸦片走私者就要砍头。英国政府要求对被销毁的鸦片予以赔偿，并且在中国南部沿海部署了战舰。中国的小型武装舢板和战舰发生了冲突，给了英军指挥官一个借口炮击沿海城市，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当英国战舰沿着长江进入中国的内陆腹地时，清廷意识到装备了精良武器的蛮夷即将全面占领最富饶的华南各省。

　　维持闭关锁国的努力最终在1842年8月终结了，清政府签署了第一份后来在中国所知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使得西方商人从中国割走了第一块领土：香港被割让给英国。还有五个港口城市——广东、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允许西方人居住，贸易开放。第二年，英国强迫中国签署了另一份条约，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即如果有任何其它国家从中国获得更好的贸易特权，英国将自动享受同样的待遇。一年之后，美国人强迫中国给予美国在华居民（最终覆盖了所有外国人）治外法权，免收中国法庭的诉讼。

　　贸易港口的紧张局势，一名法国传教士遭到谋杀，以及试图终止鸦片贸易的更多举措，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两万名法国和英国士兵占领了北京，焚烧并劫掠了华丽的、有着二百多幢建筑的皇家圆明园，战争结束了。1858年在天津和1860年在北京签署的停战条约，给予外国人更多特权。鸦片贸易被合法化，北京建起了外国使馆。

　　随着贸易商人侵入沿海城市，传教士带着他们的援助进入了农村。他们在建起教堂、医院、学校和孤儿院的同时，还随即带来了另当地人害怕的技术和机器，农民们指责这些东西扰乱了生命的规律，导致大范围的干旱和饥荒。冒着蒸汽的火车像发怒的巨龙，电报线像鬼魂一样在风中尖啸，深挖的矿井搅扰了埋葬在地下的先人尸骨，而这是中国农民命脉和运道的永恒所在。慈禧太后本人也散步传教士领走中国孤儿并挖其眼、食其肉这样的故事，给农民对外国人的憎恨煽风点火。

　　李鸿章很认真地记录了西方的武器和设备对中国军队的屠戮。随着他在朝廷官僚和汉人中的地位上升，他被频频派出去谈判解决中国农民杀死传教士、破坏铁路和电报线等争端。外国人则总是要求得到新的贸易或领土权利作为赔偿。在谈判中，李鸿章的手中往往是无牌可打。中国根本没有办法对抗外国军队。李鸿章的战略就是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来代替割让领土。当外国列强真的割据土地时，李鸿章则命令当地官员通过种种官僚方式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

起义

　　并不是所有人都憎恨传教士。屡次科举不中的秀才洪秀全被新教传教士的传教深深地震撼，他成立了“拜上帝会”，并自命为“基督耶稣的弟弟”。普遍的贫困和清政府的腐败使得洪秀全召集到五十万农民并于1851年起义，史称“太平天国起义”。在十几年中，他统治了中国南方大部分省份，建都南京。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吸引了来自全中国的大量无家可归和心存愤恨的人士。他们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和私有财产，分发给农民，隐隐预示着一个世纪之后毛泽东所施行的政策。

　　洪秀全在中国南方不断的敌对行为给慈禧和西方商人都造成了威胁。为了消除威胁，李鸿章帮助组建了一支军队来镇压太平起义，这支军队由清朝部队以及英国少校查尔斯·乔治·中国人·戈登[1]率领的外国雇佣兵组成。1864年，戈登率领他的“常胜军”进攻洪秀全的天国。在进军南京的路上，戈登参与了太平天国在苏州的长官和清军程将军的谈判。李鸿章通过程将军转告太平起义军如果他们不抵抗就投降，就饶他们的性命。戈登几乎一句中文也不会，不明白谈判双方到底说了什么，但是在离开的时候，他相信自己的出现能保证李鸿章会信守他的诺言，放过这些义军的性命。

　　但是当李鸿章本人和亲王们见面的时候，他们的傲慢的态度惹怒了他。李鸿章立刻下令将他们斩首，并且将首级悬挂在城门上。

　　戈登感到万分惊骇，承诺可以这么容易就被打破。他自身的荣誉遭到了侵犯。他抓起一把手枪进城要杀了李鸿章。当他找不到李鸿章之后，悻悻然的戈登从城门上取下了一名起义军的首级并带回家中，他与这个首级说话，乞求宽恕。然后戈登下令常胜军撤军。[2]

　　戈登最终被劝说重新加入了对抗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因为李鸿章后来公开发表声明说背信弃义之事与戈登无关。清军很快攻陷了南京。洪秀全为了逃避挨饿，食草药而死。随后皇帝派来的中国军队屠杀了未自尽的十万太平军。

蛮夷统治

　　虽然李鸿章对蛮夷的管理技巧达到了任何人能指望的水准，但人们依然经常指责他使得中国完全落入到外国人的手中。事实上，在1895年日本军队在一次历时五个月的冲突中歼灭了中国军队之后，他被钉上了卖国贼的标签。李鸿章签署了《马关条约》，战争结束了。《马关条约》将中国对韩国和台湾的控制让与日本，并向日本开放更多的贸易场所。李鸿章所承受的骂名至少有一部分是被诬蔑的，因为日本的胜利太令中国震惊了。这个岛国从中国吸收了文化和文明。区别在于当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远征军叩开日本的大门时，明治政府很快就采用了西方的技术和方法，而不像中国那样抗拒[3]。

　　日本人的胜利彻底打破了清王朝的苟延残喘。到世纪末的时候，英国、俄国、日本、德国和法国都占有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这个国家正在成为另一个非洲，西方人纷纷抢占属于自己的殖民地。此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那些已经在中国拥有“影响势力范围”的国家之间达成一个“门户开放”协定。[4]该协定保证所有国家在中国都享有同样的商业机会。虽然说“门户开放”协定使得中国免于彻底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但它也为美国自身的利益服务，因为当时美国正忙于开发西部，在中国的扩张落在了其它国家的后面。

　　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助长了一个秘密的团体产生，称为“义和团”。西方人称之“拳民”，他们结合了武术、神灵仪式和迷信，最终形成了旨在推翻朝廷并将所有外国人赶出中国的救世运动[5]。随着运动的不断增加，它变得越来越暴力。数千拳民游走在中国，杀死外国传教士、商人和他们的子女。他们还杀死了上万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很多人其实是“大米基督徒”，他们祈祷只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得到免费的食物），将其活活剥皮或大卸八块。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慈禧招抚了拳民，并且要求他们清除在中国的“外国恶魔”。很快，大约有1500多名外国使节和商人以及他们的家人被围困在北京和天津的外国使馆区中。此次起义和围困引发了全世界的瞩目，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变得异常野蛮和暴力。

　　李鸿章向慈禧建议不要和拳民结盟。他和所有人一样不信任、不喜欢在华的外国人，但是他也尊敬外国人的洋枪洋炮。慈禧拒绝了李鸿章的建议，李鸿章知道外国军队杀入北京摧毁义和团和清军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八国联军用两个月的时间解围，然后占领并掠夺了北京。李鸿章再次承担起事实上的外交大臣的职责，但由于身患疾病，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旨在解决拳民起义的诸多谈判。

　　李鸿章在他去世前几个礼拜谈判并签署了《拳民议定书》(The Boxer Protocol)[6]，该协定要求中国向西方列强赔款3.35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的43亿美元）[7]，惩罚义和团领导人，并且允许外国军队永久驻扎北京。还有一些其它细节。英国、美国、日本和其它在北京的主要西方列强派遣大使和部长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作为清朝政府的指导。中国落入蛮夷之手。

[1] 译者注：原名Charles George Gordon，在英国被称为Charles George Chinese Gordon。

[2] 译者注：关于这个故事应该是属实的。当时戈登被李鸿章任命围攻太平天国镇守的军事要地苏州。驻守苏州的太平军将领郜云官由于久久没晋升而对洪秀全心怀不满，戈登利用这点对他进行劝降。郜云官与清军将领程学启秘密在苏州城外进行谈判，戈登充当保证人。他担保：清军不杀一个降兵降将，并根据在投降中的表现可长官晋级。于是郜云官等人杀了太平军驻苏州主帅谭绍光，带领全军投降清军。但清军占领苏州后，李鸿章和程学启立刻翻脸，在苏州郊外把郜云官等两千五百多名太平军将士全部斩首示众。劝降的证人戈登非常生气，据说，他操起手枪声嘶力竭地狂叫：“背信弃义，天理难容！上帝不会饶恕你们！李鸿章！程学启！我崩了你们也不解心头之恨！”他气愤得要找李鸿章等人拼命，并想夺回苏州城还给太平军。他狠狠向空中连开三枪，并骂自己是千古罪人，死有余辜！在有关人士调解下，李鸿章被迫亲自哭祭郜云官，又是烧香又是叩头，戈登才勉强作罢。清帝为安慰他，赏他一品顶戴和万两白银，遭到拒绝。电影《投名状》中，亦有类似情节，不过戈登变成了刘德华所扮演的角色。

[3] 译者注：1853年和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Mathew Perry)准将率领舰队两度叩关日本（“黑船事件”），迫使幕府与美国签署了不平等的《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德川幕府两百余年的“锁国”政策宣告破产。欧美列强以炮舰为后盾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又凭借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殖民权益，把日本变成了欧美近代大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日本面临着和同时期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厄运。接下来的十多年间，日本国内发动了大规模的倒幕运动，并最终爆发了“戊辰战争”。内战导致了德川幕府的彻底垮台，将日本从腐朽落后的幕府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依靠枪炮建立起了的明治政权也从此领导近代日本走向工业化、军事化并对外侵略的道路。

[4] 译者注：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ey)上任伊始，便训令驻英、俄、德、意、法、日等六国大使，向各驻在国政府递交一项照会，这就是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通牒。照会中提出美国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主要内容包括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各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1900年7月，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后，美国担心各国乘机把势力范围变为各自的殖民地，从而使门户开放政策化为泡影，便于这年7 月3日向各国发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声称美国政府致力于寻求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以“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保护由条约及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 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史称第二次门户开放。

[5] 译者注：作者在这里的说法应该是不准确的。1898年，赵三多揭开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当时竖的大旗是“扶清灭洋”，并非要推翻清政府，这也是慈禧在初期默许义和团运动的原因之一。

[6] 译者注：即《辛丑条约》，此处为原文翻译；从国外文献看，该协定应为“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又称《辛丑各国和约》。

[7] 译者注：《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四亿五千万即当时中国总人口，以示每人一两，达羞辱中国人之意），史称“庚子赔款”。

【版权声明：文章所有的版权，归于作者本人和有关出版社。本翻译仅为个人兴趣，供大家阅读交流，有兴趣的可以阅读原著，如果发现有翻译不准确或者错误，欢迎指正。任何商业媒体，不得转载。个人转载，请与我联系。 ——白痴年代】

第一章：庄严的谈判

二百多年的外国统治和欺诈留下了怀疑和不信任的残余。理解这点对在中国做生意至关重要。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谈判早在1793年就开始了，那一年，乔治·马戛尔尼勋爵①带领一支英国船队抵达中国的北部港口。作为乔治三世国王经验最丰富的外交官之一，马戛尔尼意在为英国商人打开广阔的中国市场。这本来就是一场关于公平的讨论。中国出口丝绸、茶叶、家具和瓷器等产品，却很少甚至从不进口任何东西。金钱流入中国——每年大约有两千万盎司白银——但是从不外流。因此马戛尔尼带来了英国生产的最好的产品，用了大约九十匹马和三千名苦力才将礼物运到皇宫。其中有来福枪，加农炮，堆成山的最好的毛纺品，还有一个配备了驾驶员的热气球。

　　但是马戛尔尼并没有理解中国对世界其它地区深深的冷淡。中国当时是全世界最繁荣、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皇上已经年老，他的王朝也即将结束，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中国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当时的中国地图有五大卷并列排在一起，中央是一大片土地，标有“中国”，围绕在周围的是一些小岛，名为“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美国”、“俄罗斯”和“非洲”等。中国在世界的中心，其他人都是蛮夷，而未开化的程度则由离中国的距离决定。

　　马戛尔尼和代表皇帝的汉人的谈判演变成为一场无穷无尽的舞会。一次又一次的宴会之上，马戛尔尼都要求觐见皇帝，呈上他带来的礼物，并且能够更大程度的进入中国市场。汉人们对他的礼物赞不绝口，并解释说需要时间来安排他与皇帝的会面。双方的日记和信件揭示了大家对在宴会上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有着令人吃惊的差别。马戛尔尼和他的下属们自诩已经赢得了汉人的信任，准备离开北京。而汉人在给皇帝的报文中则说他们如何在抚平蛮夷的傲慢的同时给他们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他们预计外国人很快就会感到厌倦，扬帆走人。

　　马戛尔尼坚持并最终赢得了一次非正式的觐见皇帝的机会，但这也是在关于礼仪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之后才达到的。任何觐见皇帝的人都要实行磕头礼，行礼人必须双膝下跪，以额头碰地三次，而且这样的仪式要重复九次。但是一名体面的英国人不向任何人磕头，仅对上帝才双膝下跪。中国人提出了一个挽回面子的方案。当马戛尔尼进入皇帝的大殿时，在皇帝的身后会悬挂一幅卷帘，卷帘的后面是乔治三世国王的肖像。马戛尔尼可以向看不见的国王肖像磕头。但是马戛尔尼拒绝了。最终他还是被特别允许非正式的觐见了皇帝，但这样做只是为了尽快摆脱这个人以及他讨人厌的随从。

　　会面很友好。马戛尔尼满怀信心的回国了，他相信乾隆将满足英国一些谦卑的要求。而中国人再次以不同的观点看待这件事情。马戛尔尼被送走了，还有一封呈交给乔治国王的信，信中说中国无需英国的任何产品。信中还警告道：“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②”这是开始。最后——中国真正有资格被批准进入全球贸易团体——是在206年以后。

译注①：Lord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 英国17世纪政治家、皇家大臣和外交家。他是苏格兰人奥青雷克·马戛尔尼的后裔。1749年出生于爱尔兰的利桑诺尔。1759年毕业于都柏林的基督教会学院，之后来到伦敦成为一名非基督教的学者（伊斯兰教、印度教），后通过查尔斯·詹母斯福克斯的哥哥使蒂芬福克斯来到荷兰为荷兰国王效劳。1764年被英国皇家任命为驻俄国特使外交官。1769年回到英国。1792年被封为伯爵，后作为英国特使派往中国。1793年率领一支庞大的由64艘帆船军舰组成的团队到达北京，并拜见了乾隆皇帝，提出了一些条件，但没有被接受。当时被乾隆皇帝拒绝的条件如下：1.放宽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限制；2.对在舟山附近岛屿上的英国商人、货仓和停泊的船只不设防；3.在北京设立永久性的使领馆。

关于马戛尔尼率使团出访清朝一事的详细记载，可阅读法国人阿兰·佩雷菲斯所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王国卿/毛凤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为写此书，作者从1980年至1988年六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了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的内部档案。应该是比较准确全面的介绍了200多年前一个正走向衰败的旧帝国和一个正走向辉煌的新帝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对话。

译注②：此处引用乾隆书信的原文（《停滞的帝国》第46章，同注①）。全文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饰，天朝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以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意达哩亚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

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贯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根据《停滞的帝国》一书的记载，马戛尔尼是10月3日下午获悉内容的。信上签署的日期是9月22日。其实通过宫内文书，知道7月30日起草了一份稿子，并于8月3日呈报皇帝：在马戛尔尼见到皇帝前6个星期，即在他把国王的信交给皇帝前6个星期！而这份敕书本应是对国王信件的答复！也就是在礼仪危机爆发前的6个星期！因此使团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因为拒绝磕头。这早就策划好了。我们现在猜测敕书的措辞由于这些蛮夷的傲慢而更为强硬；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回信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

将原文译成拉丁文的传教士仔细地删除了最傲慢的词句。他们自己就说要删去“任何带有侮辱性的语词”。

最后，就是这个样本，使团的头头也不愿意在他们生前予以发表：只有在他们死后才——部分地——为人所知。他们仅满足于把拉丁文的译本概述成英文。为此，就出现了一份以后被认为是正式的译本，但实质上完全是伪造的文本。因为，在被善良的神父们删改过的译文中，马戛尔尼与斯当东还删除了所有可能刺伤英国人自尊心的内容。这是一个删节本的删节本，味道是淡而又淡了。

因此，James McGregor在此处说马戛尔尼满怀信心的回国了，我想也许是不太准确的。像马戛尔尼这样一位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外交官，看到这样一封信，很难说他是否真的相信清廷接受了英国的要求，更何况他还删改信件，并且拒绝在身前发表——我认为实际上是他不愿意承认此次出使的失败更有可能。

——白痴年代

美国人啊美国人，快回来工作吧。俺还有事找你撒……

【版权声明：文章所有的版权，归于作者本人和有关出版社。本翻译仅为个人兴趣，供大家阅读交流，有兴趣的可以阅读原著，如果发现有翻译不准确或者错误，欢迎指正。任何商业媒体，不得转载。个人转载，请与我联系。 ——白痴年代】

举国为家

　　彭定康身陷困境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民主提案，还因为历史的沉重。在收回香港这个问题上，中国是非常情绪化和民族主义的——也包括两年后从葡萄牙收回的澳门。收回这两个地区的主权将终结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用武力割据称之为贸易港口的外国人领地，打开中国的贸易商业大门而给中国造成的深深屈辱。

　　彭定康犯的另一个不韪就是把自己放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即便是那些数个世纪以前就移居到美洲、欧洲、香港、新加坡或任何其它地方的中国人的后代，他们依然背负着对祖国的责任。海外华人算不上是内部人，也未必得到信任，但是他们始终被认为是整个部族的一部分。在汉语中，“国家”一词，包含了两个汉字，一个是“国”，一个是“家”。

　　海外华人对中国经济和商业发展中的开端起到了重要作用。香港、台湾的工厂主和经理们带来了制造专长和现代化的管理，为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成为全球制造工厂奠定基础。香港的地产开发商建立了第一批五星级酒店和现代化住房，吸引外国公司前来，他们的做法同时也成为本地开发商很快模仿并加以改善的范本。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华裔经理人也往往有助于建立庞大而又盈利的在华业务，同时指导并培训了新一代的本地中国经理人。这是好的一面。

　　然而，海外华人对于一种腐朽的中国商业文化的抬头也负有主要责任，这种文化至少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腐败，当时正是这种文化最终导致了共产党的上台。很多首批来到中国的香港商人，或者开设自己的公司，或者作为跨国企业的老总，对于中国完全没有直觉，因为他们都是在英国殖民政府下长大的。很多人把恬不知耻的行贿当作主要业务工具来使用。在90年代中期，我在山东省遇见过一位香港的鱼竿制造商，他的业务模式就是如此。他会去一个小城镇，向当地官员行贿，允许他在政府的保护伞下建立一个鱼竿制造工厂。每年，他都以召开董事会的名义，屡次请这些官员出国，安排免费的购物和旅游。

　　他说：“我教他们学会享受和花钱。但是大概3年之后，他们就开始要干涉业务，为自己牟取利润。”这也是他收拾行李转向下一个城镇的时候。

　　台湾人也往往一样的腐败，但是通常更加隐秘，那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同样腐败的中国政府之下长大，对中国有着更好的直觉。最没希望的就是新加坡人，他们生长在一个保姆国家，来到中国，也就意味着完全没有学习能力。很多人就是无法掌握这个缺乏秩序和规则的环境。他们并非过度腐败，只是没有能力去应对中国的混乱和庸俗。来自美国或欧洲的华人也往往处在同样的境地。

　　但今天一切都在改变。来自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年轻人涌入中国，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片遍地机遇的土地。这些人的谦卑和他们前辈的傲慢一样显著。他们通常从最低层做起，通过努力工作在公司获得升迁，或者开办自己的企业。新加坡人做得转变最大。当意识到其商业经理人无法适应中国的粗陋和混乱后，新加坡转而专注于从中国引进最优秀的人才，并把这些人才与政府风险投资基金打包在一起，在本土建立尖端的研究机构和新兴产业。

满意却不安

　　2005年中期我住在北京的公寓里，我总是吃惊商业在中国已经变得如此正常，无论是从国际做法还是传统的中国式套路来看均是如此。中国的经济重生中混杂着即是开端也是转折的方方面面。

　　我15年前到北京的时候，冬天来临的信号是街头巷尾成堆码放的大白菜。大白菜是整个冬天唯一的蔬菜。人们把它囤积在楼梯间里、窗台上和寒冷的水泥地房间的床底下。整个冬天都吃大白菜，随着日子去掉外面越来越腐烂的叶子，找中间可食用的那部分。今天遍布北京街道的是百货商店、手机专卖店、足疗馆、星巴克咖啡厅，以及穿着时髦的行人，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必须全速冲刺。数以百万计的私家车拥有者在平日受到太多的政治和父母控制的压制，此时已经把油门踏板和方向盘当作发泄内心冲劲和创造力的工具。

　　我住在城东一幢新建但是风格不伦不类的公寓楼里。我的中国邻居们或者是企业家，或者是跨国公司的高管。他们经常是买一套住，再买一套出租。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聚集在住所附近十几家盗版DVD商店里，这里有所有的好莱坞电影和知名美剧，配有中文字幕，每张光盘不过一美元。我们的楼房和中国主要城市里面的所有住宅一样，有宽带上互联网，色情网站应有尽有，但是未经过滤的新闻和政治站点则通常都被屏蔽。冬天的时候，我的邻居们会收起他们的冒牌Callaway高尔夫球杆，包裹上冒牌North Face大衣，拎起冒牌Prada皮包，穿上冒牌耐克，坐在中国制造的别克和奥迪车里呼啸而去，与朋友会面在最好的意大利餐馆、泰国餐馆、日本餐馆、印度餐馆、加州风味餐馆或法国餐馆，要么就是寻找一些安逸的小吃，选择一家中国小餐馆，来一盘热腾腾的海蛤蜊、鸡爪子或辣炒猪大肠。

　　几十年来平均每年9%的增长使中国在物质财富上有了彻底的转变。这是一个无所不有和一无所有共存的社会，众多的农村、落后城区依然有大量的穷人，而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亦到处可见巨富的证据。绝大部分人过得都比以前好了。政府公共事业很薄弱，但是快速增长的经济和这个国家坚固的家庭纽带到目前为止仍在提供安全保障。我曾去过中国西部的落后村庄，大部分人都拥有电视和其它便利设施，因为他们的子女进入城市在工厂或建筑工地上工作，每年都会把大部分收入寄回老家。

　　一个刚刚还是贫穷却有着安全感的国家变得捉摸不定，缺乏安全感。没有什么值得信赖，除了赚钱。个人反省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人们在生活中学到的第一课是纪律，而非快乐。在传统中国哲学中，情绪对身体有害。怒伤肝，喜伤脾，忧伤肺。家长教育孩子不要哭泣。成人则应该克制、克制、再克制。但是中国的长处和正当的减压阀是人们有着惊人的幽默感。当我还是一名记者的时候，我曾走访不同的城市，有时候我会出去闲逛，与外来农民工一起喝啤酒。他们通常都十几个住在一间破旧的板房里，每天工作12个小时，建起座座豪华大厦。但是他们并不向我抱怨生活的不公，相反，他们会和我讲笑话，相互取笑。外国人在中国学到的第一个汉语之一是“吃苦”，中国人为他们能够忍受艰苦而感到莫大的自豪。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在忍受艰苦，因为在过去25年间快速增长的经济让中国人对未来充满乐观，生活将更加美好。

气氛热烈

　　一些在华的外国商人深深地融入到了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外国公司在中国不再是新鲜事，而已经成为中国商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外国人在中国社会的眼里依然是属于外来者。几年前我碰到一个来自我的家乡明尼苏达州Duluth市的年轻人，他从一次婚礼中学到了这点。90年代中期，Mark是中国沿海城市福建泉州一所学校的英语教师。有一天一名学生邀请Mark参加他哥哥的婚礼，婚礼将在福建内陆的一个山区农村举行，离泉州大约有8个小时的车程。

　　在婚礼那天，当Mark到达宴会大厅的时候，包括新郎新娘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等在过道上欢迎他。Mark有点晕。当大家簇拥着他进入大厅的时候，屋子里的所有人都起立鼓掌，这让Mark更奇怪了。他被安排在主桌，然后被邀请陪着新人到每一桌上敬酒。宴会结束的时候，Mark醉的不轻，还沉醉在自己难以理解的名人效应之中。走出宴会厅的时候，Mark的学生搂着他的肩膀，在他耳边说道：“谢谢你能来，你真让气氛热烈。”现在Mark明白了：他只不过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装饰物而已。作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我们必须记住，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增添一点气氛而已——当然还有一些技术、专业知识以及金钱等等。

　　在看待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宏大的开端和转折、同时思考外国公司和中国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我们应该记住清朝时期出现、毛泽东经常引用的一句口号：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版权声明：文章所有的版权，归于作者本人和有关出版社。本翻译仅为个人兴趣，供大家阅读交流，有兴趣的可以阅读原著，如果发现有翻译不准确或者错误，欢迎指正。任何商业媒体，不得转载。个人转载，请与我联系。 ——白痴年代】

大体上的正义

中国政府热衷于社会秩序，这是有理由的。随着社会主义的逝去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无所不有者和一无所有者共存，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我在中缅边境一个人口约10万多的小镇芒市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正义。90年代初期当我在那里的时候，缅甸东部是一个巨大的罂粟种植地和海洛因加工工厂，大量的毒品经由中国走私到美国和欧洲。随着走私毒品从内地运送到沿海地区，中国的吸毒者在迅速上升。政府的解决办法：毒品贩子，抓一个，毙一个。

黎明时分，人群开始涌入这个城市最大的一个体育场里。随后，在警笛的呼啸声中，一排警用吉普车和摩托车队护送着14辆军用卡车开入体育场。每辆卡车上有2到3名犯人，他们趴在栏杆上，脖子上挂着上写本人罪行的牌子。空气中弥漫着对讲机的噼啪声。

我站在一名罪犯的面前，惊诧于他们的镇定。有一名女犯人是独自到达的。她被带到队伍的中央。一名男犯人想要对她说什么，接着我就发现他们为什么这么安静了。所有的犯人的脖子上都用活扣套着一根鱼线。当这个男人想要说话的时候，后面的警察就迅速拉一下鱼线，这个人就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后来我了解到这两名犯人是夫妻。随后，体育场的大喇叭就开始震耳欲聋地播放每个人的死刑判决，中间夹杂着人们的欢呼声。很快，犯人们被带到小镇的边境上，被迫一个挨一个得跪在地上，然后从脑后枪决。

在中国，从上而下的强力控制从来都被认为是达到和平和繁荣的唯一途径。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基于耻辱感的社会，这和基于内疚感的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由于社会受到宗教的指引，很多控制是来自人们内心的。内疚，最终导致对罪恶和永远受到惩罚的恐惧，制止了不良行为的发生。然而在中国，人们害怕的是被揭露，以及随之而来给整个家族蒙羞所带来的耻辱感。因此，只要不被抓住，中国人做任何事都可以心安理得。在这种环境下，法律和秩序唯一有效的形式就是一个强权而又无处不在的政府，从而加大了你作恶之后被抓住的可能。

全球贸易、外国投资和中国经济的商业化促使法律主体扩大，法律体系不断得到完善。但是核心理念依然是“以法制国”(rule by law)，而非“依法治国”(rule of law)。被蒙上双眼的正义女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法律就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对社会进行统治的一套枷锁。在过去20多年制定法律、建立法院体系的过程中，中国采纳了日本和德国的民法理念，而不是英国和美国所采用的普通法理念。因此，法官并不是公正的仲裁人，而是审判官。反过来说，法官本人也受到一个名为“政法委”的组织监督，这个党组织从北京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一直延声到最基层的法院。中国的正义最终只是政治决策。

由此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人民总是选择自己来解决纠纷，而不是寻求政府的干预。在封建王朝，正义由地方汉人官员主持，他们住在高墙壁垒的深宅大院里面，与民众少有接触。他们在主持正义方面的恶名声使得人们不愿意寻求政府的仲裁。如果有人身陷纠纷或受人起诉，你就永远不可能是完全无辜的。人们的思考前提就是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才会落到如此田地。即使在今天，中国人还是会本能地选择私了。

甜蜜而酸涩的成功

我1990年到达北京的时候，外国公司还尚未从天安门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没有人愿意接我的电话，包括IBM、摩托罗拉和其它美国大公司在华的老板们。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人权的弃儿，而这些西方高管们根本不愿意让外人知道他们还在这个国家做生意。但是如果接触不到这些人，就没有办法给《华尔街日报》写报道。因此我申请加入美国在华商会，那时它还是一个很小的机构。我估计如果我能够参加他们的午餐会或招待酒会，我就能够在社交场合结识这些商人，这样他们以后就可能更乐意接受我的采访。有些人威胁说如果商会允许一名记者加入，就要退回。但是最终我的申请还是被接受了，条件是我同意不参加他们与大使进行的日常会晤。这点我能理解，他们并不希望在与大使讨论在华业务的时候有记者在场。

很快，美国商会的成员们便开始像我抱怨说媒体总是停留在一些负面报道上，而没有看到中国正在从大灾难中恢复元气，而业务也开始有所改善。我回答道：“那太好了。我很愿意写一篇有关于贵公司业务的报道。”他们转身就跑。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美国公司在华的成功商业。你可能会以为我在打探他们的性生活。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甚至是宝洁公司的全球CEO。这家公司在中国成功将其洗发水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销售到每个角落。一旦我自己成为一名商人以后，我理解了他们的沉默寡言。

随着紧张局势的缓和或加剧，外国在华企业陷入了利润和政治的漩涡之中。从中国一方来说，他们害怕成功的号角会引来成排的官僚小偷们。虽然邓小平欢迎外商在华投资，但中国政府里面没有人真的希望外国公司赚走大笔利润。即便在今天，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看法，即外国人在中国赚的钱带着剥削中国人的污点。

而外国公司自身——尤其是美国公司——则受着投资人和激进分子两面的挤压。随着中国的崛起，企业必须经常公布其在华的积极举措，展示盈利的在华业务，才能推动股价的上升。然而在另一方面，经常引起争议的对华政治关系也迫使他们要行事低调，总有西方政客们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或者指责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以及诸如此类的其它问题等等。

因此，外国商人在中国和本国的政治生活中都必须保持活跃。中国的政治充满了封建色彩，是一场激烈的角斗运动。在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和各部委中的确如此，而当中国面对任何胆敢挑战中央之国的鲁莽的西方人的时候，就更为明显。只要问问彭定康便知端倪。

难受的和尚

作为英国保守党的某任主席，彭定康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前的最后一任英国总督。上任伊始，彭定康便建议延长中英移交协议，并大幅度的增加了香港移交前最后一届立法委选举中的民选席位。中国政府的反应是对其个人狂轰滥炸般的攻击，给彭定康打上了“永远不可饶恕的罪人”、“碧面奸人”等标签，而且把他的行动描述为“既想当婊子，又想立贞洁牌坊”。中国联合了香港听话的商业界一起攻击彭定康。中国的外交官们鼓动在英华人质疑彭定康的提议不过是为了挽回他在英国国内的政治生涯而做出的公开噱头。

炮轰开始几个月后，彭定康把我召进总督府参加一次鸡尾酒会。他和我谈话，希望能够听到来自他的外交办公室顾问之外的意见。宽敞明亮、在白色柱子装饰下的总督官邸俯瞰着香港维多利亚港湾，诙谐幽默、口齿清晰的彭定康看上去心情愉快，但是他低落的肩膀和发黑的眼圈道出了主人的疲倦。

一手端着冷饮，他倾身转向我。“我想和中国人进行一次文明理性的对话，”他说。“但是现在他们的说法方式就好像我们在进行一场肉搏一样，我该怎么做？”

我告诉他，除非他举旗投降，否则这场肉搏就不会结束。彭定康说他相信提高香港的民主程度将保护这个小岛上的居民利益不受他们未来新主人的图谋。我说中国认为他的提议实际上是英国在离开香港之前为了扰乱这个地区稳定的恶意之举。我给彭定康的建议是他要表现得像一个民选总督一样，与公众进行严肃的对话，在市场中视察，亲吻小孩，并且制定标准，未来由中国指定的香港领导人将不得不遵守。

几天后我回到北京，在我的办公桌上有一份中国旅游杂志，专题报道少林寺武僧展示他们的超强绝技。其中有一副整版照片，里面有一名全身赤裸的和尚背对着镜头盘腿坐在两块花岗岩上，还有一块花岗岩砖头，有两块汽车电池那么大，被一根粗绳绑着，吊在那个和尚的睾丸上。

我把这张照片寄给了彭定康，附言：“我发现有个人的处境比你难受。”

为了避免落入彭定康或是这个难受的和尚一样的下场，香港的精英们抛弃了彭定康，转而投向传统的中国政治：不知羞耻地拍北京的马屁。中国任命了一名得体但却毫无决断力的船运大亨董建华来领导移交后的香港。在其它大亨顾问的围绕下，董建华组建了一个由亿万富翁组成、治理、和享有的政府。这个政府就像一个乡村俱乐部。当政府考虑改革、或者某些机构或职能部门要进行私有化的时候，制定规则的委员会都是由这些亿万富翁的子女构成，这样一旦有任何机会，首先享受到的就是这些人。当然，在北京的阴影下统治香港是一件难事。但是董建华和他的大亨们并没有通过艺术的政治手腕一方面达到中国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最大程度的保护香港的利益，相反，他们的做法我称之为“抢先一步投降”：基于猜想中国在想什么的磕头政策。由于在北京和香港都极其不受欢迎，董建华于2005年3月以“健康原因”辞职，接替他的是一直都担任香港公务员的曾荫权。曾荫权承诺说他的政府将关注普通老百姓。

今天的香港是唯一一个“辉煌只在曾经”的中国城市，但对于百万富翁来说，这里依然是全世界最好的居住地点。低税收、一流的住房和娱乐、大量警察维护社会治安、飞往世界各地的航线、便宜的家庭雇工、以及老练的财务经理人都是本地的特色。但是香港再也不是建立在华业务总部的合适地点。相比香港同胞们，大陆的中国人总体上受到更好的教育，说着更流利的英文。的确，香港政府和它的精英们似乎是为了要证明中国的一句老话：富不过三代。

【版权声明：文章所有的版权，归于作者本人和有关出版社。本翻译仅为个人兴趣，供大家阅读交流，有兴趣的可以阅读原著，如果发现有翻译不准确或者错误，欢迎指正。任何商业媒体，不得转载。个人转载，请与我联系。 ——白痴年代】

随着翻译的进行，我越来越觉得我的MSN空间将朝不保夕，今天下载了一个博客备份工具，备份了空间，未雨绸缪，这是在中国生存的方式之一。以下为今天的更新内容。

开篇：是开端亦是转折

一只脚尚驻在过去，一只脚已踏入未来——中国是全世界最盛大的开端，也是最伟大的转折。

　　我认为在一片西装的海洋中穿一身京剧行头会吸引人们的注意。

　　当时是在纽约世界金融中心的一间桃木装饰的会议厅里，面前是几乎所有的道琼斯公司高管，我戴着一顶像银质吊灯一样的帽子，长长的胡须一直垂到我的膝盖，绿色和金色镶边的丝绸大褂就像灰姑娘的裙子一样飘逸。

　　那是在1994年年初，在为《华尔街日报》年复一年的报道、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后，我刚被任命为日报母公司道琼斯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业务代表。我的任务是帮助道琼斯在这个一直拒绝外国媒体的国家中立稳脚跟。由于在这方面我尚未做出任何成绩，我没有太多可汇报的。因此当我的同事们在展示炫目的演示文档时，我则两手空空，除了穿着一身包公的戏服，包公是宋朝的一名大官，以清正廉洁而闻名。

　　但我手上有一页纸，上面的内容来自中国用来让西方人垂涎欲滴而屡试不爽的营销战略：口袋虽空空入也、欲望却无穷无尽，这就是神秘而充满梦想的十亿中国消费者。这个国度有着奇特的历史——两千多年的皇家统治，然后被共产主义所打断，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焦急、饥渴而又勤奋的民族，他们决意要变得更加富有、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中国将给全球商界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其规模和重要性将前无古人。

　　我告诉他们在一个共产党依旧热衷于新闻控制和政治宣传的国家，道琼斯要建立其媒体和新闻业务是危险、困难和耗时的。但是我也提醒他们虽然中国领导人依然满嘴是马克思和列宁语录，但他们的行为却关注市场和手段。我说，当邓小平在15年前开始改革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还生活着大量的贫穷中国人——那就是中国。数以千万计旅居海外的华人则有着全世界最进取、最成功的科学家、投资人、工程师、商人和企业大亨。

　　“邓小平做的事情并非大脑手术。”我说：“他只是将中国人从徒耗精力的政治斗争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去做最自然而然的事情：关心儿童的教育，关心个人财富的积累，关心建设国家、获得国际尊重，而且永远记住任何敢于公开与政府对抗的人都将在国家稳定的名义下遭到无情镇压。”

　　“还有一点，”我继续说：“就像我们在台湾、香港、澳门和摩纳哥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就是和钱打交道。赌博和财务投机已经深深的烙刻在他们的基因之中。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而不是是否。这是道琼斯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到答案。”

　　我的策略很有效。在场的所有人，即便是那些认定我是个半疯，也开始被中国的魅力所折服，群情激越。很快，公司电讯服务、数据库、股票指数、电视制作、印刷出版和其它部门的人员就将我包围了。就像对全世界所有的公司一样，中国，对道琼斯来说就是令人激动的商业新疆界，当然也是充满了乐趣和魅力的出差目的地。

　　当时我还没有这么想，但我说的是中国是全世界最盛大的开端，也是最伟大的转折。这个国家利用其2000多年的传统，同时又在吸取西方的商业技能和技术，所有的工作都是同时进行又史无前例。这就是中国进步如此之快的原因。

　　如果你把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想象成为美国历史中可与之相比的变革，你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劲风。中国正在经历着19世纪晚期“强盗贵族”时代的原始资本积累；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金融风暴；30年代的农村向城市的迁移；50年代出现的第一辆汽车、第一幢房产、第一件流行服饰、第一批大学教育、第一次家庭度假以及中产阶级消费者；甚至还包括与60年代相似的社会剧变等问题。

　　看上去邓小平几乎就是照搬了哈佛商学院的扭转业务教程来制定计划。以下仅仅是一小部分。

　　建立紧迫感：这在文化大革命后是容易做到的。共产党必须有所改变，否则就将失去权力。

　　组成强有力的指导班子：邓小平任命了一批务实的改革分子，但是也给长征留下来的老干部们保留了刹车制动的权力。

　　规划远景：邓小平为这个国家定下了从1980年到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番两翻的目标，这个目标提前四年完成。

　　远景宣灌：国有新闻机构日日夜夜都在庆祝已经取得的进步，宣传新的目标。

　　新做法的制度化：所有的重要改革工作，从农业到住房到金融到私有化，都在局部实验中进行试点、优化，再推广到全国，并辅之以一整套规章制度。

　　公式的另一边是开端，这其中就牵涉到了政府和外国企业。中国需要资金、技术、制造专长、管理技能和海外市场。就像所有的新兴企业一样，中国人经历了疯狂的尝试和错误，每天都在调整，不断复制和修改他人的做法和产品，总是在全速冲刺以第一个进入市场，永远盯着下一个捞一把的机会。

前往东方的旅程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正是邓小平的变革开始吸引外界注意的时期。我对亚洲的兴趣始于18岁，当时我是美军在越南的一名步兵。此后，我从部队进入一家新闻学校，然后到洛杉矶的骚乱，然后作为一名记者到华盛顿特区报道国会新闻。一路走来，我的最终目标依然是作为一名记者回到亚洲。因此在1985年，我联系上我的姐姐Lisa，她当时在泰国的难民营工作，我们一起花了6个礼拜的时间作为背包一族在全中国旅行。我们乘坐肮脏、拥挤不堪的火车和汽车走遍全国。我们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但是身边总是挤满了迫切想要锻炼他们在学校学到的英语的中国学生。医生、教授，甚至政府官员都主动做我们的向导，仅仅是为了有说英语的机会，并尽最大的努力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当我回到美国后，我坚信中国最终现身世界舞台的过程也是我一生的经济大事。我说服我太太Cathy：台湾“就像夏威夷”（我从未去过台湾，但是我知道石化工厂比种植菠萝更流行）。于是我们变卖了所有的财产，在1987年初仅带了两个旅行箱便飞到台湾岛，住在一个破旧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里。当时我们这两个成熟的33岁的人的想法是，先学习普通话，然后前往中国大陆。

　　在我们抵达台湾的几个月后，《华尔街日报亚洲版》聘用我担任台湾办事处的主管。当时的台湾是记者的黄金时代。战争法被撤销。立法机构中的拳脚相加预示着民主革命的开端。流氓恶霸们建立了庞大的诈骗帝国。股市颷升1800点，然后暴跌。每个人都买了汽车，然后坐在拥堵的交通中发脾气。政府疲于假装一切皆在控制之下。在接下来三年中发生的事情，正是我将在中国再次看到的一次预演。

　　1990年《华尔街日报》把我派到北京担任首席代表，当时TM的眼泪依然在中国的脸上流淌。政府正在修补内部的分裂，施行着白色恐怖的压制。到处都弥漫着愤怒，但人们只敢向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倾诉。几乎每个晚上，我都骑车在北京城里游荡，希望能够在身边烟雾弥漫、污染严重的黑暗之中、从那些虚假的信息之后探寻真实的想法。大多数人都害怕与外国人谈话，但我借助于我可爱的一岁女儿Sally，把她作为开启访谈的敲门砖。中国人喜爱孩子，Sally有着秀兰邓波尔一样的金色卷发，当我把她放在落满灰尘的国营百货商店的柜台上，或是让她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很容易就能吸引来数十个、有时甚至是上百个健谈的人与我交谈。

　　我继续在国内旅行。我亲眼目睹了共产党的官方效率和在私人问题上的现实性。每到一处，从西北内陆灰尘漫天的青海，到东南沿海炎热潮湿的广东，从高级到基层的党和政府官员满嘴都是最新的口号。但是一旦这些官方的政治反刍完毕，谈话立刻就转到经商。我发现这个国家人才浪费严重——替我提包的服务生有经济学位，替我开车的司机有工程学位——同时又极其渴望继续进步。

纯经济动物

　　虽然有着40多年的共产主义体制，但大陆人和他们台湾和香港的同胞一样是凶猛而又纯种的经济动物。我在第一次去邻近香港的广东省采访的路上遇到了曹兵（音译）。在从北京起飞的头等舱里，他坐在我的邻座。他留着粗短的胡茬，未加修剪的头发，穿着蓝色的牛仔裤，绿色的毛衣上有几个破洞，脚上一双破烂的耐克运动鞋。当飞机起飞时，他把一个黑色的运动包紧紧地抱在怀中。旅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像疯子一般在一台小计算器上戳戳点点，不断地把计算结果纪录在几张废旧香烟包装纸板上。一开始我还以为他精神错乱了，直到我们开始聊天。曹住在广州机场附近的金色英雄按摩院里。他说他一个月中有25天在天上飞。他还悄悄说他那个运动包里有两万美元。中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全国性的外汇交易系统，因此曹在按摩院之外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外汇交易业务。在十几个大城市里都有街头外汇贩子替曹工作，他们守在宾馆外头，用人民币换取外国旅游者手中的美元。他的利润来自利用各个城市不同的街头汇率进行的套利活动。他和他的业务伙伴在中国飞行，在出价最高的地方出售美元或在最便宜的地方收购美元。曹45岁，初中没毕业，以前在西部云南省种植烟草。

　　后来在上海，我碰到了一个自称杨百万的人。杨百万40岁，是一名钢厂工人，有着一口坏牙和一堆大想法。初中毕业的他，每年可以赚到10万美元——这是一个当时人都从未听说过的数字。他的领地在这个城市前法国区中一家废弃的电影院阳台上的一个破旧的咖啡店里。杨百万通过从工人手中收购政府债券发了财，这些工人被迫接受这些作为他们薪水的一部分而支付的债券。他以极低的价格从边远城市的工人手中买到这些债券，那些人都认为这是一文不值的废纸，然后带到上海，在新兴的债券市场出售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虽然说曹兵和杨百万建立的商业模式是那么的粗糙，但他们是中国商业实践的先驱，他们开创的做法在今天仍胜过任何形式更为复杂的其它商业活动：在改革尚未完成的体系中寻找金矿，并在国有和私有经济之间套利。

为钱疯狂

　　中国从共产主义转而拥抱资本主义的速度并不令人奇怪。在这个国度，人们在新年的相互问候是“恭喜发财”，就像我们说“圣诞快乐”一样。此外，在中国的葬礼上，一个核心环节就是烧纸钱，给死去的人在生后送去资产。在中国南方，人们还焚烧纸做的别墅、豪华汽车、娱乐中心来为逝者提供更多的舒适。在婚礼上，来宾们在婚礼殿堂外的接待桌前排起长队，在队伍中其他人的注视下，每个人装着礼金的信封被撕开、清点、并纪录下来。

　　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对政治体系的不信任，以及腐败和改革年代持续的变化，很多中国人把他们全部的信任都放在了钱上。我是相当不经意地从一位愤世嫉俗、衣冠不整的姓杨的29岁烟草走私商那里接受这一点的，当时我正利用会议之间的间隙在武汉街头闲逛，我遇见了杨。在一个礼拜以前，有两名警察在试图勒索一名街头小贩时被枪击。当我告诉杨我是美国人时，他跟我说了枪击的事件，仿佛这是一件好事。

　　“美国好啊，有了枪，人人平等。”他说。“在中国的自由就是满口袋的钱。”他补充道，向我展示着一摞约有6英寸厚的50元人民币。“在中国，要么你得有钱，要么你就得听话。”

为人民服务

　　我在中国从未遇到过一名信仰废除私有财产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哲学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考虑到中国人的文化本性，对此我一点也不奇怪。“毛泽东思想”依然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而自我牺牲、艰苦朴素的“延安精神”也还是中国官员们口头宣称的理想。中国共产党最近调整了它的一些说辞，开始保护私有财产，宣称党是所有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而非仅仅是工人和农民的。然而官员们依然有着无休无止的讲话和政治学习，在这其中马克思和列宁语录被更为创造性的用车轱辘话结合在一起。然后他们钻进自己的奥迪和奔驰车里，用手机检查当天的股票行情，在他们被命名为“比佛利山庄”、“公园大道”或“棕榈泉”的洋房中，他们有着哈佛和沃顿商学院MBA学位的子女们正在等待父母回家，讨论私有化的交易。

　　对于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来说，生活的准则就是“指鹿为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因为党相信不这么做就会威胁到整个体制的稳定。1989年TM是一场悲剧，但也是一次转折点。它是由党内的保守分子和改革人士之间的巨大裂痕所导致的。保守分子赢得了这场战役，但是却输掉了整场战争。作为TM事件的后果，党加速了私有化和市场改革的进程，因为党的威信已经被打破，只能通过快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重建。事实上，在整个90年代，共产党就像是潜移默化的共和党。私有企业不仅被允许，而且新的富人成为新的全国劳模被广泛宣传——直到他们因为腐败问题被抓进监狱。政府资源不再投入社会事业，而转向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当中，目的就是为了支持足以和世界竞争的市场经济建设。有一次有人和我说一个理想的中国政府就应该像一名强壮的滑水运动员。中国人狂热的创业动力是前面的牵引船，政府就是被拖在后面的滑水运动员，时不时的通过足够的力量拉动绳索改变船只前进的方向——如果它偏离轨道的话。

　　所有这一切都算不上是愤世嫉俗的做法。如果说在西方，商业界就是“老小伙们的网络”，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就是“老小伙们的网络”。即便还有极少数官员信仰共产主义，他们也都对这个体制坚信不移，他们相信现有体制应该得到保护，而且应该也可以得到改进。今天党在做决策和处理与人民关系的时候更像是在经营一家公司。年轻聪明的官员被挑选出来，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管理培训，然后逐步升迁到承担更大责任的岗位上。就像在公司里一样，党的高层有一些民主，但是在基层则几乎没有。

　　然而，这种相当现代化的体制却是嫁接在传统观念和做法上的。统治中国的是渗透在这个民族骨子里的文化，而不是其它东西。对于党来说，这点不言自明，政治贵族们在飞快地积累个人财富，使得他们的家族能够一直待在市场经济的顶端。没有人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大家也默默地接受这种做法，即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关系为自己的家族悄悄地建立资产。我们可以把这种无言的做法看作是2000多年前汉朝内庭、外庭制度的翻版。在汉代，内庭就是皇族和亲信家臣。他们拥有全国的财富，控制着军队和负责监管政府官僚机构的部门，而政府官僚机构就是外庭。在今天的中国，内庭就是高居共产党领导岗位的几百个家族，他们从革命年代起就不断浮现。中国的军队和政府监管部门向党汇报，而不是政府官僚机构，后者则相当于外庭。

12月23日，周日，晴，阳光明媚

小雪今日满月

体重：4510克（出生3800克）

身长：58cm（出生50cm）

最近看完一本书，<One Billion Customers -- Lesson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作者:James McGregor
1990年任华尔街日报驻京中国总编，后来是道琼斯中国CEO。McGregor在台湾住了五年（1985－1990），在北京住了十五年。会讲中文。

全书八章，第一章讲了中国近代史，之后每一章挑了一个中国的行业来讲：银行，走私，财经新闻，航空，新闻媒体，电讯。结尾那章则是展望中国商界的未来。

所有的内容都是围绕一个个详细的商业案例来解说他的观点：
－中国加入世贸的诸多内幕，包括中国高层和美国高层间的一些重要事件
－摩根士丹利与建设银行的合资成败
－赖昌星小传
－新华社和道琼，路透争夺向中国股市传送世界财经新闻的”战役“
－道格拉斯和波音在中国投资前后
－美国媒体大王默多克在中国的起落，凤凰电视的起步，中国《财经》杂志的创办
－中国电讯集团,中国联合通信, UT斯达康的生成发展，和相互之间的争斗
－哇哈哈集团的发家史，潘石屹和张欣的地产王国，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

内容涉及历史，政治，地域涉及中美欧洲日本南亚。所有这些商业案例都是发生在这过去十五年的真人真事。种种商业运作，勾心斗角，不比如今网上的一些流行小说差。十分引人入胜，何况都是真事真人？

作者的资料搜集很是地道。文笔幽默。观点也新颖。每章结尾有一小段名曰“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What does it mean to you?)，再后是一两页他总结出来的“商业铭言”，冠以“商业红宝书”的题目。模仿过去那本人手一本的红宝书。

——以上为来自豆瓣Jean的评论

McGregor以华尔街记者的敏锐和眼光，再辅之以直接参与中国商界活动的第一手经验和体会，生动传神地向西方人描绘了中国商界中的人和事；虽然从题目上看更像是给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一部决策和行动指南，但是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亦有很多的可借鉴之处。

作为个人的兴趣，亦是提高自己的能力，我打算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把它翻译出来，放在我自己的网站上。文章所有的版权，应归于作者本人和有关出版社，我的翻译只是供大家阅读交流，有兴趣的可以阅读原著，如果发现有翻译不准确或者错误，欢迎指正。任何商业媒体，不得转载。个人转载，请与我联系。

——白痴年代

十亿消费者——来自中国商界第一线的经验

作者：James McGregor   翻译：白痴年代

前言

　　这原本是从北京飞往沿海城市福州的一次常规飞行。航空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国有公司，飞机也是新进口的。但乘务组兴奋有余、专业不足，让我觉得这次飞行一点儿也不常规。服务员们在前排嘻笑打闹，急急忙忙地收拢要带回家的大包小包，里面都是多出来的航空餐当中最好的东西。驾驶员舱门在整个飞行期间一直都开着。飞行师会走出来在前排打个小盹。

　　终于要降落了。脚下郁郁葱葱的绿色大地和星罗密布的农舍和猪圈，离我们越来越近。飞机开始转向，对准正在迅速接近的跑道，两名空乘站在正副飞行员的身后，准备如同冲浪一般把飞机降落到跑道上。突然，当我们距离布满了橡胶轮胎擦痕的跑道不足50英尺的时候，飞行员猛地一把把操纵杆推了上去。引擎尖叫起来，飞机急速爬升。有意思的是，两名空乘都没有载跟头，但她们都踉踉跄跄的回到了座位上，一脸惊恐。飞机升上去，盘旋，再次对准跑道。这次我听到了起落架放下时发出的独特的吱吱声，并感到轮子阻挡气流时的震动。而前一次降落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这就是我们突然掉头的原因了。

　　当我进入航站楼的时候，我在想选择坐火车的人可太明智了。这时我看到墙上的宣传海报，从那一刻起，那幅海报就深深的印刻在我的脑海中，它是对中国正在经历的变革的最好阐述，海报上写道：努力实现正常飞行。这正是中国一切努力的重点所在：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其国民可以尽情享受他们的财富和快乐，而不必再受政治权力斗争之苦。就像我们的新手空乘们一样，中国在过去的25年中，经历了反复的挫折和腾飞，通过不断的尝试和犯错的改革历程，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降落还算顺利。

　　任何一个西方人都不能忽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不断增长的地位。这个国家要养活13亿人口，其消费市场的潜力将超过北美和西欧加在一起的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为5000美元，而且每年还在不断提高。它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中国消耗了全球25%的铁、30%的水泥，还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用品市场。外国公司纷至沓来，亦卖亦买。每天签订的外国对华投资平均金额为4.2亿美元。

　　从1978年起，邓小平总理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包括利用外国公司和他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它拥有技术复杂的制造工厂，还拥有精力充沛的、聪明的低成本劳动力。但是中国仅允许外国人按照它的条件进来，而这些条件又往往晦涩难懂、相互矛盾、令人困惑。在太多的情况下，法律只有在对中国有利的时候才成为法律。谈判无穷无尽，而最终达成的协议可以立刻就被摈弃。腐败经常成为加快经济车轮的润滑油。在中国，商业往往是在重重帷幕之后、种种密谋之中的交易，至今未变。外国公司自然会担心其中国合作伙伴、客户或供应商会窃取他们的技术、商业机密或直接就从他们口袋里偷钱。共产党领导人和美国以及其它民主国家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使得政治成为商业计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希望将国内公司转变为全球领先企业，每天都有更多的国际化运作方式被引进中国。但是我依然看到，众多的西方管理者充满信心、飘飘然地来到中国，结果却被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中国政府或中国合作伙伴碾倒，要么就是陷入不切实际的预期、急躁和缺乏常识中去。中国的商界变革越多，它就越保持不变。作为一名记者，我游历了整个国家，能够坐在前排亲眼看到这一历史大剧的上演。作为一名商人，我曾参与多次权力游戏、复杂谈判和政治阴谋，它们都是这个国家商业中的惯例。

　　本书是想向诸位展示——而非阐述——在中国经商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没有简单的公式或魔法咒语。只有通过展示那些异常复杂的细节：交易如何达成或破裂；人们如何看待、对待彼此；政治和偏见如何影响预期和结果，我才能够让你了解那些微妙之处，而正是这些微妙之处才使得中国给外国老板们既带来挫折也带来回报。每一章的开始都有简单的人物和背景介绍。接下来在总体概要部分，我将人物和背景放置到适当的场景中。然后整个故事通过平铺直叙展开。最后一部分标题为“这对你意味着什么”，我将解释这一章中发生的事情将如何影响你在中国的经商之路。最后，我希望通过简洁的语言，模仿毛泽东红宝书的形式来总结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咬文嚼字的人可能会挑书名的毛病：中国现在的人口是13亿。但重要的是“十亿”这个数量级，它代表着广袤而尚未开发的大片市场，无数等待着加入消费洪流的中国人，先行者对赚个盆满钵满的梦想，以及数个世纪以来烙印在外国商人和贸易者脑海中的遍地黄金的宣传和希望。我还希望借此书名向另一位亦是从新闻记者转变成商人的美国同行表示敬意，他就是在上海居住了26年的Carl Crow，Crow在1937年写了《四万万消费者》(400 Million Customers)一书，记叙了关于中国人和在中国作生意的精彩故事和深刻见解，书中的很多内容到今天都是正确的。Crow对中国发自内心深处地尊敬和赞赏，如他所道：“有趣的、恼人的、费解的，以及总是那么可爱的中国人”。我亦有同感。我写本书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和Crow一样，让读者了解那些跨越时间的对在中国做生意的见解和常识，中国人骨子里的思考和行为模式。书中包括了来自学术界的观点、第一手的经验、生动的叙述，以及轻松的幽默，力图将读者真正带入到中国的商业界中去。

　　祝您旅途愉快。

James McGregor

2005年于北京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每周世界新闻》最近表示，男人盯着女士的胸部看可以延长他们的寿命，长达数年的寿命。

“只用10分钟的凝视，看着胸部丰满挺拔的女士，比如Baywatch的女演员Pamela Lee，相当于30分钟的有氧运动”，文章的作者老年病学家Daren Weatherby博士说道。

过去的五年中，这个由Daren Weatherby博士领导的小组的研究员在三个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医院里观察了200个男性患者，其中的一半的患者被要求每天看女人的胸部，而另一半的患者则不允许观看。五年之后，被要求观看女性胸部的那一半的患者都降低了血压，减缓了休息时脉搏跳动，以及降低了冠心病发作的几率。

“性兴奋使得心脏更加健康的跳动，促进了血液循环，这是毫无疑问的。凝视挺拔的胸部让男士更加健康。我们的研究表明了每天这样看几分钟，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心脏病发作的几率。”Weatherby说道，他建议超过40岁的男士应当每天至少看D罩杯或者更大的胸部10分钟以上。

Do you ever wrap up a gift by yourself? Apparently Oddie doesn't.

如果你没有看懂标题，我可以责任的说，你——很可能来自那美克斯星。

是的，经过漫长的10年的等待，Street Fighter IV终于要来临了，或者我们叫他“街霸”更亲切些！

街霸四代目前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

- 2D的游戏界面，但是加入了3D的动作元素
- 新的动作，新的场景，以及新的特性
- 保留6按键控制
- 已经确认保留的昔日英雄：Ryu, Ken, 春莉, Dhalsim(就是那个手能伸长能喷火的印度人)，其它人物尚未透露
- 在什么平台上开发也尚未透露

Capcom公司对游戏细节非常保密，但是我期待，我热切期待Ken的“嚎～～油根”！

这里还有一个超酷的预告片

中国地质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对北京市区主要交通干道收集的尘土和表土样品进行环境磁学测量时发现了磁性物质，并证明这些磁性物质为单质铁，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铁。科学家表示，目前没有研究证明尘土中的铁物质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地质大学的张世红教授说：“单质铁与其它化学物质相伴生时才会对人体有害，不伴生则不一定有害”。

这些尘土样品主要分布在市区中心，即车流量较高的区域，尘土中的单质铁可能为交通来源的颗粒物，与机动车摩擦（刹车、轮胎等）有关。二环路内车流量较高的采样点的HIRM（使铁磁质完全退磁所需要的反向磁场的大小）明显高于邻近车流量稍低的几个采样点，说明尘土样品的HIRM可能反映了市区车流量的特征，车流量越大，HIRM越高。五环路外的汽车流量相对市区较小、路面相对较老，但是也有一些样品出现了HIRM高值，这可能反映了采样点周围行驶的货车和重型车数量增多。

论文发表在最新的一期的《科学通报》上。

只要拥有梦想，生活无处不神奇
今天看到JC Penny公司这两个的广告，虽然是商业广告，但是却看得人心旷神怡，当疲惫的心灵得到放松，重新振作起来继续走路。
(收看视频，请在右边侧栏的Windows Media中点击停止播放关闭背景音乐)  

About Magic
  

About Dream 
  

中学时候学过一首歌，Santa Clause's Coming to Town。大意就是叫小孩子要好好表现，乖一点，因为圣诞老爷爷就要来了；乖得话呢，老爷爷就会满足你的愿望，给你礼物。
想起自己小时候，如果不听话，大人就说：再不听话让狼把你叼走。
有意思。

前些日子，也就是我老婆分娩后住院期间，在北京，有一个可怜的待产母亲，在怀孕晚期出现意外，送入医院抢救，由于丈夫拒不签字同意手术，导致母亲与胎儿双双死亡。网上有很多报道，今天看到一篇文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述了这个故事。令人深省。同时感到自己的幸运，非常幸运。

全文转载如下。

作者：白衣咸饭

　　本人是位妇产科医师，不敢说资深，但毕竟是自己的专业。我很疑惑，这几天国内各大网站已经把这事情（所谓的“丈夫不愿术前签字导致母子双亡”）炒翻了天，但是丁香园（原发稿于丁香园，现将丁香园的部分内容合并起来）还这么安静！就是在丁香园的妇产科的专题内，好象讨论也不热烈。我想先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个病人的情况，再提出自己的处理原则及其我们所面对的敌人，希望能抛砖引玉。

　　先说说这个病人的病情。虽然没有看到全部的病史资料，但从记者描述的症状（咳嗽，尤其带血的泡沫），体征（严重水肿），医院建议采取的措施（紧急剖宫产，心肺复苏等），以及最后的结果（母子双亡），本人对患者的病情判断如下：第一种也是最大的可能是，患者妊娠已经足月，甚至已经临产。但合并了严重的妊娠高血压综合症，且因没有及时就诊，在妊高征的基础上又合并了急性左心衰（或曰急性肺水肿）。这个诊断是结合了多年的临床经验得出的，因此绝对不会完美。如果院方能公布最基本的病史资料，我可以随时也应该修改这个诊断。由于患者来院时可能已经有休克的表现，加上没有进行产前检查，所以血压不一定很高，但水肿很严重（报道中已有描述），尿蛋白可能也很高（可能未来得及查）。至于有无另外三个严重的也是可以致死性的并发症即胎盘早剥、颅内出血和急性肾功能衰竭，我在这里不敢妄自诊断，因为毕竟可以参考的资料太少。但有或无都不影响医生对此病的急救措施之施救。

　　第二种可能是，相信家属的说法，那就是患者李某的确处于妊娠7－8个月左右，但患者合并了心脏病。至于是什么类型的心脏病，现在分析起来并不是很重要。因为无论是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围产期心肌病，还是贫血性心脏病等，都属于妊娠合并心脏病，都是十分危险的。尤其是到了妊娠 32－34周，此时体内血容量最大，心脏负荷最重，很容易发生急性左心衰。当然，如果侥幸冲出了这一关（没有发生），在临产时，或产后72小时内，心脏也还是容易发生急性左心衰。这就是所谓的躲得过初一，却躲不过十五。这是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的三道鬼门关。这对夫妻长期流浪在外，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十分困难。因此，如果有心脏病的话，我估计最大的可能是有围产期（现在有些教授玩文字游戏，改为围生期）心肌病或者长期的慢性的严重的贫血所导致的贫血性心脏病，结合整个报道的情况看，发生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至于家属所说仅有感冒，没有其他疾病，我看是没必要相信了。因为妊娠合并感冒，导致死亡的必要条件是发生了肺炎，但从症状看，尤其是临死前的症状和体征看，这种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无论是上面的哪一种情况，患者临死前已有急性左心衰，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明确了这一点，那么接下来的处理原则就比较明确了。在全世界都是在抗心衰的同时，提高氧分压，并立即剖宫取胎终止妊娠(中医例外)。几项措施必须同时立马进行，一样不可少。即便如此，如果一来院后就施行紧急剖宫取胎，我估计胎儿存活的希望在这家医院应该在99％左右，但母亲存活的希望，在第一种情况下，可能性也就在50％左右。前提是该院麻醉，心内，肺科力量不是一般的雄厚。一般的二级医院不具备这种条件。另外，该患者留给医生抢救成功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可能在30－50分钟左右。之所以这么说，大部是基于我的经验。因为建立呼吸通道（上呼吸机），麻醉，强心等，怎么着也得花10分钟。如果你没有很多经验，先抽血，再超声，再请会诊，再请示，再讨论……等等，一旦急性左心衰已经发生了，或者心跳停止过，抢救就变得非常困难。现在国内还躺着好几个植物人，就是例子。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胎儿往往因为还未成熟而难以成活，母亲能否成活，主要取决于来医院的早晚。据我所知，如果妊娠合并心脏病在妊娠中晚期尤其是晚期，一旦患者的心衰已经发生，出现了氧分压下降的情况，那么，患者一般都是死亡，抢救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因此，无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中文等等教科书，对于心脏病患者，都是要求医生劝慰患者在心脏病控制前，千万别妊娠。即使有，也建议在早孕期进行人工流产。早年的教科书建议患者干脆结扎。不过，由于医学的进步，现在很多心脏病可以通过手术甚至心脏移植进行治疗，治疗之后结合情况，也是可以考虑妊娠的。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基本上明白了，这个病人即使在我们绝大多数医师手里，能有多大的把握抢救成功呢？本人对这种及其重度病人的抢救，共有近 30例经验，成功的多数，但也死了4个（羊水栓塞1个；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因拒怕医生建议终止妊娠而长期不就诊，临产时急性左心衰死亡1 个，重度妊高征合并急性左心衰死2个），应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记录。但我的把握也仅如此，我估计国内比我的把握更高的高手肯定有，但是不会很多。因为抢救这类患者不是靠某一个医生就可以成功的，而是必须靠一个随时准备待命的高水平的团队。需要产科，麻醉，手术，新生儿，心内等多学科的结合。任何一个小小的错误甚至一个很小的操作失误，都会使所有的努力失败。从该患者入院不久就神志不清来看，患者很可能还合并有缺氧性脑病。从这点出发，抢救这个患者的成功率，还可以再降低10％，比较合乎临床实际。

　　这样一分析，考虑到目前的行医环境，我现在真的为北京朝阳医院西院的同仁们感到庆幸。如果那个丈夫当时立即签字画押，这几天我们看到的将是北京朝阳医院西院的同仁们要么面对一个需要花费巨额费用继续抢救但患者身无分文外加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要么记者和家属带着一个失去母亲的婴儿，借机找医院索取巨额的赔偿。任何一个现在在中国大陆行医的医生，护士和医院管理人员，估计对此都不会存在任何疑义（当然，我不排除高手将母子顺利抢救成功有资格对我冷嘲热讽者）。大家如果不信，看看这几天新浪网的报道就知道了。

　　新语丝这里的读者基本上都是阅读能力很高的读者，所以我想把我这个行医多年的医生的一些想法与见解，借方先生之宝地表达出来，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医科同仁，敬请发表高论，本人企盼提高。尤其海外兵团，见多识广，可望有很多好的想法。非医学的朋友，读过之后增加一些医学知识，指导国内亲友如何与疾病、生命和医师打交道，也许有点益处。不过由于很忙，回帖不一定及时，也不一定有帖必回。

　　昨天我发了个帖子，新语丝还没帖出来，临睡前，看新浪上已经有了北京市卫生局的医学鉴定。看了他们的分析，我对我的诊断再说几句。

　　有临床医学知识的朋友，当然不会对我的猜测有过多的异议，但没有临床医学的朋友，可能会说，你和他们的诊断好象不一样啊？是的，北京市卫生局的专家们在有充分的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当然应该比我的更有说服力。我只是通过媒体的报道，来推测患者的死因。不过，对于我的诊断与他们的诊断之间的差异，我还是有几句话说。

　　我3天前在丁香园上发帖时，把肺炎给列入诊断，但在给新语丝的帖中，我
又否定了。之所以否定，是因为肺炎的主要症状除了咳嗽外，应该还有发热。如果一个孕妇由感冒引起高热，最后拖到肺炎，可以说，是相当不幸的事情。因为这并非不治之症。只要早来几天就相对来说比较好处理了。但来晚了也是非常麻烦的。

　　不过对这种急诊患者诊断肺炎，我觉得还是应该慎重，因为没有胸片、血象和体温的支持。如果用妊高征或心脏病来解释，似乎更好。因为肺炎患者，很少会合并高度的水肿。当然，如果患者因肺炎而使之合并慢性心力衰竭，也会产生严重的水肿。但慢性心力衰竭，一般以右心衰为主。而这个患者是个典型的急性左心衰的症状。当然，因慢性右心衰失去治疗时机最后在临死前转化为左心衰，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但不管哪一种情况，抢救措施还是与昨天说的一样。即使是肺炎所致，抢救患者的措施也是同昨天的一样。肺炎的治疗只能等胎儿取出之后，慢慢地依靠强大的辅助支持与抗生素治疗了，如果这个病人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的印象中，合并了急性左心衰的患者，一般不会给医师这样的机会的。成功了纯粹是奇迹。

　　不过我还要说的一句话，就是北京市卫生局的诊断中，急性肺水肿，我觉得没有必要提出。因为这个名词与急性左心衰实际上是同一回事。至于肺功能衰竭，那是人生的最后挣扎，只要死的人，都有此一过程。

　　写到这里，我对这对可怜的母亲的病因进行了分析，基本上就得出来了。对于医院最后的抢救来说，真得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患者来医院就诊实在是太晚了。（以下部分3天前曾在丁香园帖出来过，仅有稍许改动）

　　这样子得出的结论居然好象是她必死无疑，或者说应该死去。这话如果放在60年前，一定不会有什么错处。但是在2007年的今天，则谬误无穷！理论上讲，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稍微发达一点的地方，这样的结论都是荒唐的，错误的。北京的发达程度比一般的中等发达国家高得多，得出的结论居然是一个孕妇应该死去，实在是荒谬至极。

　　稍有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现在接生生孩子，必须上医院，而且是必须从怀孕之后不久，就得上医院进行产前检查。更有一些医学知识不足的患者，在妊娠前就开始向医师咨询，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比如从什么时候开始补充自己体内叶酸的不足，补充的量应该是多少，才会使未来的宝宝不得神经管畸形等等。我们这个行业的人，虽然没有统一规定一个孕产妇在其妊娠中，应该做多少次产前检查，但是业内多数人认为，至少应该在5次或5次以上。即早孕期一次，以确定是否妊娠，以及妊娠是否有异常，如有无异位妊娠，胚胎发育是否有异常等。第二次是在孕11－13周，这时候检查胎儿的脖子有无水肿，以筛选一些染色体异常的患者，确定是否要取绒毛行染色体检查来确诊。中孕期一次，看胎儿的生长发育是否异常，是否需要行羊水穿刺检查，培养，以弥补早孕检查的不足。但在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次的意义不是很大，所以，也有一些人对中孕期检查予以忽视。但是一旦到了晚孕期，则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特别是进入到32 周以后，病人病情变化多，变化快，医师希望患者每周接受一次检查。有事没事都到医师那儿看看，至少电话咨询一下。如果一个孕妇进行了这样的详细的产前检查，那么，她死于生产分娩的几率，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在10万分之2。也就是说，99.9998％以上的孕产妇是不可能死于妊娠或分娩的。

　　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位可怜的女孩从来没有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过一次产前检查。只是到中医或京城内的私人诊所（很有可能还是非法的）那里去看过。经济是一个问题，愚昧无知是另外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加在一起，偶然就成了必然。最后死于非命，产生一个令人心寒的悲剧。推理就这么简单。

　　写到这里，有谁认为我的推理错了吗？如果没有谁说我错了，那么，我自己来跟自己顶一次真：我错了。完全彻底的错了。如果我是对的，那么，我一定还生活在上一个世纪。

　　大约上世纪的80年代初期，好象是1980年左右吧，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WHO提出，到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也知道很多国家处于战乱之中或十分贫穷，无法无力保证其国民享有健康，所以在后来的出版物中，将这个健康定义为基本的保健或初级卫生保健。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起先是客观报道，后来是沉默，但最后庄严的承诺：由李总理代表政府公开向世界卫生组织承诺：保证在2000年人人享有基本的初级卫生保健（大义如此）。由于妇幼卫生是初级卫生保健的最基本组成部分，为此人大专门通过了《母婴保健法》。

　　与《义务教育法》没有消灭文盲一样，这部法律没有能保证在2000年每位母亲都能享有最基本的初级卫生保健。义务教育法为了防止各级政府不守法，专门规定了每年投入给义务教育的经费，不得少于国民经济总产值的多少等等，但是政府自己不守法，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宪法法院，根本没有办法控告政府不守承诺。而《母婴保健法》则根本没有规定保证母婴健康的经费谁买单，只是笼统地规定由各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云云。

　　有了这个一个规定，各地政府就凭自己的良心和经济实力开始制定自己的
《实施细则》了。据我所知，广东就有这么一个细则，但内容实际上与其《母法》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不过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比如为了打击非法接生（导致母婴死亡的许多悲剧均源于此），广东汕头的政府部门开始是打击私人接生，但是收效不大。后来改为打击与鼓励相结合：把私人接生婆组织起来开会，叫她们不要再进行私人接生。有谁违反，就处罚谁。在堵住这些人饭碗的同时，也给了他们一些出路：谁介绍一个孕妇到正规的医院生孩子，就奖励她50元钱。有了这个比较具体的举措，汕头的孕产妇死亡率就从采取措施之前的80/10万（孕产妇死亡率），降到20/10 万左右。为此，卫生部妇幼司于1998年5月（也可能是1997年5月，记忆有误啊）在汕头举行了一个母婴安居工程大会。浩浩荡荡，数千人参加。

　　上海市政府财大气粗，虽然没有出台什么母婴保健法实施细则，但是在最近2年搞了一个简易分娩：每个低收入的孕产妇，无论是常驻户口还是外来务工人员（暂住人员必须在办理暂住证半年以上），只要你到街道或居委会开个证明，出800元钱，就可以到政府指定的一些医疗机构生产分娩。经过测算，上海医疗机构接一个平产的成本是1000元。为了弥补医疗机构的亏空，规定每接一个这样的产妇，政府就给医疗机构补帖200元。算是扯平了。这项规定叫做简易分娩。如果遇到难产，则患者还是要交钱。尽管有补平（产）不补难（产）的弊端，但笔者认为，这还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功德无量的好事，实事。不过，上海市政府在做这件事时，怕财政负担不起，有点偷偷摸摸的样子，不敢大胆宣扬，据说，也不得大肆报道。怕外地的孕产妇都来上海生孩子。北京的情况怎样，本人不知道也不知道其他一些地方是怎么规定的。

　　写到这里，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导致患者死亡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患者丈夫的愚昧无知，也不是医疗机构的玩忽职守。而是政府彻头彻尾的不守诚信和不作为。如果政府政策得当，完善初级医保，或者说建立切实可行的妇婴卫生保健体系，在2000年就让老百姓享有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那么，这个李某死于妊娠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她接受了产前检查，她可以只交少量的钱，就可以得到现代孕产妇健康服务。哪里会拖得到了心衰的地步，才来医院呢？当然，第二位杀手就是我们这些具有医学知识的所谓的专家教授。我们整天在医治病人，却没有向大众传授一些最普通而实惠的医学知识。即使科普，也叫人看得不明不白。所以，写到这里，我觉得我也是一个罪犯。这也是我的笔名：白衣咸饭（嫌犯）的由来。

　　但在这件事情上，有些记者似乎是在追求真理，实际上却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至少有三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义愤填膺，要免费为患者家属代理打官司，但是实际上是在沽名钓誉，唯恐天下不乱。还有一些法学家老是拿法律说事，却忘了当初是谁在制定法律。他们都是一些彻头彻尾的伪君子。还有，全国的网民中有大约 25%的人，对克尽职守，奉公守法，而且在抢救患者中疲惫不堪的医护人员喊打喊杀。这些可以上网的所谓的高素质人群都不能冷静下来，对事故的真正原因与凶手，表示出稍许的藐视与不肖。他们与百年前的拳民有何异乎？他们多么想像百年前对待哪些传教士一样，对待今日的医师啊！呜呼，这个国家怎么啦？

　　最后，我要说的是，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是像当年的哪些传教士一样，在祷告中被愤怒的拳民施之以暴，或引来八国联军的粗暴干涉（估计现在没有人愿意来了，开个玩笑（：：）还是像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站起来大声疾呼，向民众传播真理与知识？说实话，出了这个论坛，我也怕被拳民殴死。我上有双亲，下有妻儿。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众志成城，我想，我们这些有幸生活在一个以追求社会和谐为己任的政府领导时代，在完善的医保措施（估计永远都难以有一个完善的医保措施，只能是部分完善）出台之前，是否可以建议政府先出台一部《低收入群体紧急医疗救助临时实施条例》呢？（原发于丁香园27日 20点35分）

　　在发这个帖子前，我最后点评一下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邓小虹代表政府机构的发言：医院是没有责任的，对死者家属表示慰问等。作为医师出身的邓女士，可以说，她的发言非常的专业，真得是没有可挑剔之处。但是作为政府的代表，却没有表达出政府在初级卫生保健上的缺陷，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